1979年一开端，《外国文艺》与《世界文学》各有一篇小说给大家以醍醐灌顶之感，并由此影响了八十年代的文学史——
《外国文艺》1979年第一期推出了由王央乐翻译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四篇小说，第一篇就是《交叉小径的花园》。当时阅读这篇小说，只感觉扑朔迷离。它是一个三重叠加结构：第一层表象是，当事人俞琛叙述一战中英军推迟进攻的原因。作为一个日耳曼帝国的中国籍间谍，他在这个下午，正在等待身份暴露后，“马登上尉”即将带来的死期。在战胜恐惧之后，他要把情报传递出去，这个可能传递情报的人叫“阿尔贝博士”。
第二层意象是有关“崔朋”建造的迷宫。“我”是这个“崔朋”的曾孙，崔朋曾花了十三年写了一部像迷宫一样的小说并建造了一座实际的迷宫，最后被人暗杀了。这第二层意象叠加第一层表象，身为“俞琛”的“我”通过记忆，循着“崔朋”那个迷宫，就走进了“阿尔贝博士”的家里，而“崔朋”正是“阿尔贝博士”的祖先，他引“我”走进“交叉小径的花园”，到“崔朋”的书房。这时，“我”领略到了崔朋的小说与迷宫互为映照的意义——小说是循环，所以，交叉的小径有不同的未来，选择一切也就拥有了各种未来，每一种办法都是其他办法交叉的出发点，而这一切的主题是“时间”。时间在网状中有无限连续，这是意象叠加表象后的哲学内核——“阿尔贝博士”是这样叙述时空关系的：
“在某一些里，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里，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再一些里，您我都存在。在这一个时间里，我得到了一个好机缘，所以您来到了我的这所房子；在另一个时间里，您走过花园，会发现我死了；在再一个时间里，我说了同样这些话，然而我却是个错误，是个幽魂。”
这时候，小说结构的意图其实已经完成了。
结尾其实是这种时空关系的情节展示：马登循小径走来，于是，“我”枪杀了“阿尔贝博士”。马登逮捕了“我”，而“我”作为一名间谍，却已经完成了任务，将英军要袭击的城市名称通知了柏林，“阿尔贝”就是这个城市的名称。它形成了精妙神秘的“漏斗”，令人回味无穷。
这样的构思，在当时的我们看来，真是匪夷所思。它使我们意识到，小说创作最重要在想象力构成的出其不意。出其不意是跳出了常规思维，因此高级。它还使我们意识到，突破线性平面叙述，可以构成表象与意象的立体关系，两者之关系供人推敲、思索，就有了一个曲径通幽的内涵。
这篇小说对马原、格非的启蒙是不言而喻的。1979年马原刚进辽宁大学中文系，是大一学生，他在六年后，1985年以这样的结构法，写成了中篇小说《虚构》。而格非1979年还在他的老家江苏丹徒，他应该是1981年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后才读到博尔赫斯，他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追忆乌攸先生》明显也是受这篇小说启发，那是1986年。
而与《外国文艺》对应，《世界文学》1979年第一期则推出了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变形记》给了我们一个深刻体会人与残酷的现实关系的词汇：异化。它给我们的震撼并非是人变成了甲虫或为何变成了甲虫，而是用变为了甲虫的视角与心态，并不慌乱地叙述。
卡夫卡的叙述节奏是考验人阅读耐心的，但他正要通过这样的节奏来加重人们阅读的压力，很多人并不能意识这样的叙述与它的意义密不可分。
《变形记》令人震撼的是，卡夫卡将冷酷推至极致的能力。1988年，余华在写完他的《现实一种》后说，读到卡夫卡之前，吸引他的是川端康成。读到卡夫卡后，“我才意识到，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后来，他用夸张、铿锵有力的书面语，将其表述为，“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余华读到卡夫卡是1986年，1979年他刚中学毕业，还在嘉兴他父亲的牙科诊所里当下手。
很多人体会卡夫卡，都停留在艰涩与异化上，余华是透过这表象，看到了鲜活的残酷的价值。在《变形记》第二节的结尾，父亲将水果盘里的苹果装满口袋，以这些苹果对格里高尔密集“轰炸”的场景，后来就成为《现实一种》里亲人间连环轻松残酷的基础。《变形记》最刻骨的残酷当然在第三节，与格里高尔感情最深的妹妹“把它弄走”的态度最激烈，而格里高尔求助的“最后一瞥”是投向母亲的，可是“她已经完全睡着了”。
卡夫卡的优秀是在，其叙述走向廉价感伤相反的方向。格里高尔真的就变成了一只无足轻重的甲虫，他的离去使难平静的这一家重新充满了阳光与新的可能性，似乎他本就未在这世上留下过任何记忆。
读到最后，你只能感叹卡夫卡为什么能始终毫不夸张地叙述这样一种极度夸张的残酷，正是这种细密的毫不夸张的叙述，才在表面构成了阅读的障碍——现代人很少有人愿意接受那么慢的节奏。他们不明白，只有这样的节奏才能保证一个夸张的“寓言”的“真实性”。
遗憾的是，余华也是视这样的叙述方式为毛病的。他因此改换了一种明快的叙述，这种明快叙述增强了情节推衍力，使残酷一个接一个不断升级，效果强化了。而残酷另一边，格里高尔那种柔软的内心却有可能被轻视了，其实，它是这残酷底下的基石。（日知录)
